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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同行相比，招行在2013年的基金代销规模仅为4405亿元，不及工行的一半。但招行2016年曾以4952亿元的销售额略微超越工行的4889亿元。这几年招行在逐步拉近与工行的距离，比如2017年招行的基金代销金额为7055.1亿元，占比已经达到工行的76%左右，而2018年实现逆势增长，以7678.58亿的规模几乎与工行持平。可见近年来，招行发展势头强劲。

时至今日，微信已不太可能被撼动。微信最新公布的数据是：每一天，有10亿人会登陆微信，7.5亿人会打开朋友圈，会有450亿条信息发送，4.1亿次音视频呼叫。这个社交巨无霸产品，已经如同微信的Slogan一样，成为了一个生活方式。由天宇告诉记者，由于张小龙比较具有普适性的产品理念，以及比较克制的做法，微信并没有给国内其他社交平台留下太多机会。这一点，微信比国外的社交平台做的还要好。国外的Facebook商业化之后，由于广告增多，流失了大量用户。之后，同样主打社交的Instagram、WhatsApp等公司市值达到数百亿美元。而国内，八年以来，依旧是微信一家独大。

中国消费升级将释放经济活力，中国经济与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升，居民对医疗、教育、休闲娱乐等服务需求快速增长，蕴含巨大投资机会；另一方面，消费者更加注重供给质量与个性化体验，势必带动市场竞争与创新。随着中国教育的普及，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中国将从传统的人力低成本、大数量的红利向教育红利转变，这也很好解释近年来中国在各个行业的技术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创新与突破。

问：赵志红始终供认强奸杀害杨某某，最高法院为什么认为不能确认？答：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判处案件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被告人的供述只是证据体系的一部分，只有对案件全部证据进行综合审查，确定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才能判定被告人有罪。在杨某某被害案中，证人证言及现场勘查笔录、尸体鉴定意见主要是证明了现场情况、杨某某的死因及案发时赵志红在现场附近生活有作案条件，均不能证明赵志红与杨某某的被害有直接关联。虽然赵志红归案后主动并始终供认强奸杀害被害人，其供述的作案地点、主要手段等内容，与现场勘查笔录、尸体鉴定意见等在案证据大致印证，但是，其关于作案的具体时间、案发前是否到过现场、被害人的衣着、是否从被害人身上搜取财物等细节供述前后不一，供述不稳定。赵志红对部分重要情节的供述与证人证言、尸体鉴定意见、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等证据不一致，比如对作案时间，有1996年3月至7月、在20时至22时之间多种供述；在侦查阶段多次供述奸淫被害人时射精，与杨某某的阴道分泌物中未检见精斑、现场勘验检查和尸体鉴定均未发现精斑相矛盾；供述被害人穿得不多、未系皮带等衣着情况与杨某某穿得多、系皮带的实际情况明显不符；供述作案时揪下被害人耳环，与杨某某双耳未见损伤的情况不吻合，等等。换言之，指向赵志红作案的证据只有其供述，而其供述与在案其他证据存在诸多且重大的矛盾或差异，不能根据这样的供述认定赵志红实施本起犯罪事实。

此外，持有可转债还有可能获得更快解套的机会。因为可转债存在向下调整转股价的机会。一般来说，如果上市公司股价下跌距离转股价格过远，那么上市公司就可以提出向下修正转股价格，以促成将来更大的转股机会。假如某公司股价10元，转股价格10元，投资者买入100股股票花费1000元，买入1000元可转债花费也是1000元。假如未来股价下跌至7.5元，上市公司将转股价下调至8元，当股价反弹至8元时，持有股票的投资者还亏损20%，而持有可转债的投资者已经解套，这就是可转债的另一项优势。

日本共同社报道称，天皇夫妇4月10日将迎来结婚60年纪念日，届时将出席在皇宫宫殿举行的庆祝活动。此外，18日他们将参拜祭祀被视为皇祖神的“天照大神”等的伊势神宫（位于三重县伊势市），23日将前往安葬昭和天皇的武藏野陵（位于东京都八王子市），报告退位一事。